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与启示
发布人:科研处  发布时间:2022-03-28   浏览次数:1490
关键词: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当代价值

作者简介:李俊(1983- ),女,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后,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国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学术史,职业教育史。广东 广州 510405

内容提要:通过梳理黄炎培自1913年以来倡导实业教育、职业教育和大职业教育主义的三个阶段,概述其回答“职业教育应由谁办?目的是什么?怎么办?学生如何培养?”等根本性问题的职业教育思想,揭示其思想对于破解当前职业教育存在的“定位偏差”“人文精神缺失”“与区域经济不协调”等问题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

关 键 词:黄炎培 职业教育思想 当代价值

标题注释:民建广州市委2018年度理论研究立项课题“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研究”(项目编号:2018GZMJ211)。

  中图分类号:G7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9)02-0087-05

  黄炎培(1878-1965年),字任之,江苏省川沙厅(今上海浦东)人,我国近现代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教育家、政治活动家。1903年,黄炎培创办川沙小学堂,开始其新式办学历程。1912年,黄炎培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1913年发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开始倡导实用主义教育——这是他提倡职业教育的先声。此后,黄炎培毕生从事职业教育事业,创办多所职业学校、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出版《教育与职业》《国讯》等,为我国职业教育事业奋斗了一生。著有《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一集、第二集)(1914、1915年)、《实用主义小学教育法》(1914年)、《新大陆之教育》(1917年)、《考察日本菲律宾教育团记实》(1917年)、《东南洋之新教育》(1918年)、《中国教育史要》(合著,1930年)、《中国职业教育三十年来大事表》(1947年)等。

一、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三个阶段

  黄炎培的职业教育思想,主要经历了实用主义教育、职业教育、大职业教育主义三个阶段,其提出背景离不开为民众谋生计的时代背景。

  我国近代的职业教育是伴随着民族工业(实业)的兴起而发展的。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清廷重定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将实业教育列入中等教育阶段,正式纳入国民教育系列,史称“癸卯学制”。该学制将农、工、商实业学堂列为“最有益于邦本”的学堂而要求各省都要设立。据清政府学部统计,到1909年,共设立实业学堂254个,学生数16 649人,[1]实业教育开始在我国兴起。1912年,时年35岁的黄炎培被任命为江苏省教育司司长。在他为江苏教育发展拟定的《江苏今后五年间教育计划书》中,以“不可不为地方谋百年之计”的长远眼光,为小学教育、中等教育(包括师范学校、中学校、农业学校、工业学校、商业学校)勾画了五年发展蓝图,这是他视野宏阔的整体教育观、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的发端。1913年,黄炎培有感于学生毕业后“自社会困于生计”的问题,发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提倡“打破平面的教育而为立体的教育。渐改文字的教育而为实物的教育。”[2]可视为他关注实业教育与实用主义教育的开端。

  1914年,黄炎培辞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之职,仍任江苏教育会常任调查干事,以申报记者身份辗转各地开展广泛的教育调查。1917年发表《实用主义产出之第三年》,“语以抽象的实教育,不若语以具体的职业教育之警心动目[3],改“抽象的实用主义”为“具体的职业教育”,自此,黄炎培为之奋斗终身的职业教育理论开始形成。

  1926年,黄炎培发表《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思想。他认为,十余年来的职业教育成果百分之七八十都没有达到他所希望的预期水平,其原因在于职业教育日益与社会关系相脱离。因此,他认为:“(一)只从职业学校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二)只从教育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三)只从农、工、商职业界做工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4]”职业教育尤其需要突破职业学校、教育界和职业界的局限,不能脱离社会,需要积极参与社会运动。黄炎培关于职业教育的调查、思考与实践总结除见于《中国教育史要》《中国职业教育三十年来大事表》等专著外,还散见于《教育杂志》《教育与职业》等刊物。

二、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上述职业教育理论的架构与实践中,黄炎培构建了一个完整的职业教育理论体系,涵盖“职业教育应由谁来办?目的是什么?怎么办?学生如何培养?”等根本性问题。

(一)职业教育应由谁来办

  黄炎培在为河南、江苏、安徽、云南、山西等省拟定的职业教育规划或意见中,均首先提到的就是谁来办职业教育的问题,详见于《草拟河南职业教育进行计划》《江苏职业教育计划案》《改进安徽职业教育办法案》《对于云南职业教育进行之意见》《在山西三星期之工作》等。其最重要的观点就是应由“教育行政与实业行政合设一总机关,专办职业教育事宜。”[5]这是他多年的教训总结:“专责之教育行政,设施多不经济,效力亦薄。”

(二)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黄炎培对职业教育目的的认识除紧紧围绕教育培养人的根本目的之外,在职业教育实践过程中有一个不断丰富的过程,最早主要是从个人的谋生和社会的进步两方面概括:“一方为人计,曰以供青年谋生之急;一方又为事计,曰以供社会分业之所需也。”[6]最后回归到人本身价值的实现,将个人的谋生与社会价值的实现统一在一起:“职业教育的目的何在呢?……往远处说,是在实现一个民生幸福的社会。在那社会里,确切达到了‘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的目的。要使社会上没有无业者,也没有不乐业者,职业教育,本社工作的任务,才算真正完成。”[7]后来又扩大为人的个人价值、社会价值与全人类价值实现的统一:“一、谋个性之发展;二,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三,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四,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8]

(三)职业教育怎么办

  黄炎培多年在一线调研并亲自参与创办各类职业学校,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他在《职业教育之礁》等文中充分分析了当时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他提出办职业教育的原则是“须绝对的因地制宜,因材施教,须向职业社会里边去设施,宜从平民社会入手。”[9]黄炎培对于怎么办职业教育,最核心的观点就是“社会化”的办学方针,强调需根据“所处之社会”来定“所施为何种之教育”:“教育者,将俾其人克自适于所处之社会,以遂其生存者也,故离社会无教育。”[10]“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的沟通和联络;提倡职业教育的,同时须分一部分精神,参加全社会的运动。”[11]在他的职业教育实践中,其专业科目与课程设置、招生来源与人才培养标准,均建立在他广泛的社会与教育调查基础之上。他曾专门撰文《职业教育该怎么样办——中华职业学校十五周年纪念》来总结中华职业学校的办学经验,也站在政府诤友的角度出谋划策《怎样办职业教育——敬告创办和改办职业教育机关者》,还根据中华职业教育社多年的调查统计,编制了《设施职业教育新标准》等。

(四)学生如何培养

  尽管黄炎培办职业教育的初衷是解决“生计”问题,但他的职业教育观又不仅仅限于解决“生计”问题。他在多个场合告诫学生“人生必须服务,求学非以自娱。”“无论受教育至若何高度总以其所学能应用社会、造福人群为贵。”[12]造福人群是黄炎培对自己和对学生的起码要求,培养目标立意既高,学生培养的落点就正。他强调学生培养中的“敬业”与“乐群”的关系,他认为人皆“恃群以生”,因此“须减少个人一切打算,对群谋尽量的贡献。”[13]故他特别要求担任职业学校的校长资格,除普通学校校长必备的条件之外,必须加上一条“社会活动力”,认为富有孤独性的书呆子是不适合做职业学校的校长的。

  除强调人格培养与职业道德培养外,“手脑并用”“做学合一”是黄炎培一贯主张的培养学生的教学原则。“职业教育的目的,乃在养成实际的、有效的生产能力,欲达此种境地,需要手脑并用。”[14]强调理论与实践并行,知识与技能并生。为保障“手脑并用”教学原则的贯彻,黄炎培在中华职业学校章程中明确规定:“本校特重实习,生徒半日授课,半日工作,务期各种技能达于熟练。”学生入学之初,就要写下誓约,其中第一条便是“尊重劳动”:学生除半日工作外,凡校内一切洒扫、清洁、招待等事,均由全体学生轮值担任[15],以此保障“手脑并用”原则在培养学生过程中的贯彻执行。

三、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与启示

  历史的车轮驶入2018年,距离黄炎培正式提出“具体的职业教育”已整整过去了100年。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迅速,与当年的实业及普及教育的时代背景早已不可同日而语。根据教育部公开的统计数据,截至2016年底,我国独立设置的高等职业(专科)院校达1 359所,在校学生10 828 898人;中等职业学校10 893所,在校学生15 990 127人[16],办学规模与学生人数均占据了国民教育的半壁江山。国家也高度认识到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性,早在1996年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保障职业教育的依法开展。十八大以来,更是出台多项文件促进职业教育发展:2014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2015年,教育部又印发《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为建设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划定了路线图。

  现如今,历史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全球化和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不断加快,人口结构与发展需求不断提升,尤其是《中国制造2025》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这些都给职业教育带来了新的挑战。黄炎培百年前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中分析的职业教育问题:“其设置拘统系而忽供求也;其功课重理论而轻实习也;其学生贫于能力而富于欲望也”[17]今天却依然存在。诸如“专业教学标准不完善”“行业参与有限”“社会认可存在误区”“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未形成良性互动”[18-19]等依然是今天制约职业教育发展及学生培养质量的问题。黄炎培在职业教育顶层设计、学校办学、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教师准入等方面的思考与实践,对于破解当前职业教育中存在的“定位偏差”“人文精神缺失”“与区域经济不协调”等问题,仍有当代价值。

(一)关注全社会发展的宏阔视野与充分调研的工作规程,对于职业教育政策制定与发展规划的顶层设计的启示

  历观黄炎培为江苏、河南、云南、山西等省制定的教育计划书,无不具备宏阔的全社会视野,关注整个当地社会的发展,要求职业教育必须与当地社会发展相适应:“凡夫一切现象,苟足以表示一社会之特性、惯习、能力者,皆在所宜考。例如,宗教之盛衰,政治之得失,民业种类之差别,物价、工价之消长,以及风俗习尚之异同,不可不三致意。”[20]同时,他还特别关注全教育领域的共同发展,可视为典型的大职业教育观,他对职业教育的考量从来都是与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女子教育甚至成人教育相贯通的,他对“小学职业陶冶”和中学职业科开设及贯穿一生的生活教育的思考,是站在从教育全领域定位职业教育的高度,可以有效减少当前存在的职业教育与基础教育脱节的问题。此外,他特别重视实地考察,考察的内容不仅就教育看教育,而是紧密联系教育所处之社会。黄炎培多次强调办职业教育的方法,首当其冲就是“调查”。由下而上的计划出台方式,关注全域教育体系共同发展的计划制定思路,值得今天的教育政策制定者及职业院校发展规划制定者反复借鉴和学习,对于破解职业院校发展顶层设计存在“定位偏差”的问题有现实意义。

(二)重视健全人格培养、回归“育人”本质对于职业教育人文精神培育的启示

  黄炎培在《告教育界用人者》中告诫:教育行业与其他行业的不同在于“养成未来之人物,恃感化以为作用也。”他充分认识到“一教员之影响足以及数百青年,一教官之影响足以及一方教育。”[21]因此,他在自己创办的各种职业学校中,极为重视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他认为职业教育也离不开“育人”这一教育本质,要培养私德与公德并重、知识技能与强健体格及审美能力对举的健全人格者,这是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中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正是今天的职业教育所严重缺失的部分。为保障这一“健全人格”培养目标的实现,黄炎培通过与学生一起制定校规、签订誓约等方式予以保障。黄炎培不仅对他所创办的职业学校学生培养有此要求,对自己、对自己的子女亲属,也是做如此要求的,他在《我之人生观与吾人从事职业教育之基本理论》中提到人生几个原则:“一,须得清清白白地有计划的做人;二,须从远处看,从近处做;三,我恃群以生,须减少个人一切打算,对群谋尽量的贡献。”[22]这是他对自己、对家人、对职业学校毕业生与肄业生的共同要求。这对当前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存在的人文精神缺失问题,有着穿越百年的借鉴意义。

(三)要求施教者全方位了解受教育者及采用“启发方式”对于师资队伍建设要求的启示

  “教育之为事,感化最神,有如影响。欲养成何等人物,一视养之者为何等人物。”[23]黄炎培对什么人可以成为职业学校的教师,除“手脑并用”的知识与技能外,最关注的是教师对学生的了解。黄炎培理想中的学校,教员(相当于专任教师)对于学生(特指每个)的学业情况及变化状态,无不知之;管理员(相当于辅导员)对学员的操行品德了如指掌;校医和体育教员对每个学生的体格无不知之。可以说,时间过去了百年,这一要求今天大部分的高校仍很难做到。因此,不仅关注学生学业,还需对学生体格、操行、心理的变化状态了如指掌,才是真正理想的职业教育师生关系状态。今天的职业教育师资,由于“高等学校”对教师学历的普遍要求,教师绝大部分来自普通高等教育,专门针对职业院校师资培养的高层次师范院校少之又少。长期的学习习惯培养出来的是教师们“读书”获取知识的能力,对于了解学生及“手脑并用”的启发学生,对学生能力培养的教育素养还远不能适应职业教育的要求。因此,黄炎培对于职业学校教师准入的要求,仍值得今天的职业院校在师资队伍培养方面予以借鉴。

 (四)社会化培养与社会性本质的职业教育要求对于职业教育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启示

  黄炎培说:“职业学校最紧要的一点,从其本质说来,就是社会性;从其作业说来,就是社会化。”[24]他一向主张职业教育的目的之一是“供社会分业之所需也”,职业教育就是要培养社会职业所需要的人:“今时之社会,所需者何业?某地之社会,所需者何业?必一一加以调查,然后立一校,无不当其位置;设一科,无不给其要求;而所养人才,自无见弃之患。”[25]他给山西筹划的职业教育计划,其三大原则之二即是“须向职业社会里面去设施”[26],并特别点出要杜绝与区域社会经济不相协调的飞机式办学。因此,他的大职业教育主义归根结底就是社会化的职业教育:“设什么科,要看看职业界的需要;定什么课程,用什么教材,要问问职业界的意见;就是训练学生,也要体察职业界的习惯;有时聘请教员,还要利用职业界的人才。”[27]从学科设置、教材选择、学生职业道德培养乃至师资队伍,都要从“职业界”来,最好是让职业界认为这是“为我们而设的学校”,这样的职业教育才是适合区域经济发展的,培养出来的“职业人”才是受职业界欢迎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才是真正成功的职业教育。

  总之,黄炎培倡导职业教育的初衷是为了解决“平民的生计问题”,在即将迈入全面小康社会的今天,职业教育要面对的已不再是“啖饭教育”乃至“贫民教育”,但要应对“中国制造2025”等新时代条件下对于职业人培养的要求,解决“专业建设水平亟盼提高、教师教书育人责任意识亟须加强、院校治理能力亟待提升。”[28]等问题,真正实现“使有业者乐业”的职业教育目的,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回首黄炎培“使教育配合社会”“使教育配合国家民族”的职教思想及实践努力,仍可为今天的深化职业教育系统改革提供思路与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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