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曾阳，女，南方科技大学副研究员，主要从事职业教育和教育管理研究。广东 深圳 518055
内容提要：城乡融合是乡村振兴战略中首次提出的城乡发展理念，是党和国家对城乡关系的全新定位。通过分析新时期城乡融合发展对职业教育的需求，发现职业教育可通过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进程。在分析城乡二元思维下职业教育定位存在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职业教育服务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以此推动城乡融合的深入开展。
关 键 词：乡村振兴战略 职业教育 城乡融合 新型城镇化
标题注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教育学重点课题(AJA130004)。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038(2019)02-0023-08
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为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及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不充分问题而提出的重大国家战略，是解决我国新时期主要矛盾的重要举措，也是弥补我国乡村发展短板的重要抓手。[1]自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又明确提出要“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将对城乡关系的认识提升到新的高度。乡村振兴战略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提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乡村价值和乡村发展的基本判断和政策导向。
城乡融合是指城乡经济社会生活、空间环境等紧密结合、协调发展，城乡间要素自由流动，城乡差别显著缩小，城乡发展融为一体。由于我国乡村发展的滞后，推进城乡融合发展需重新思考和定义乡村价值，需站在城乡互动立场和“生态文明”高度，寻找乡村价值和城市需求的契合点。[2]职业教育作为与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联系最为紧密的“平民教育”，是否能对城乡融合发展产生作用？能在多大程度、哪些方面发挥作用？基于这种思考，本文从城乡关系的发展变迁着手，在分析职业教育服务城乡融合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基础上，对城乡二元思维下职业教育定位的问题进行了审视，结合新时期乡村振兴对职业教育的新要求，从机构布局、分类施训和促进终身发展等角度，分别探讨职业教育培训、职业教育对象和职业教育体系的城乡融合发展路径，以期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质量提升。①
一、职业教育服务城乡融合的必要与可能
乡村振兴是涉及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多方面的系统工程。尽管教育在其中的作用具有一定限度，[3]但职业教育在教育方式上可突破学校教育限制开展职后教育和培训，在教育场所上可面向农村灵活设点，因此被视为提升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重要教育类型，可以而且应当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上有所作为。
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关系的发展变迁
正确认识城乡关系是选择职业教育服务城乡融合发展路径的前提和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百废待兴的状况下需要集中力量开展经济建设，在政策导向和资源配置等方面优先推进城市发展，逐渐形成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结构，乡村衰退的问题日益显现。
为缓解城镇化进程中人才、资金等资源要素向城市单向流动、城乡差距越来越大的矛盾，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理念，将“三农”问题放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来综合考虑和统筹发展。其后，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提出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理念。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强调“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明确城乡融合的核心理念。从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到城乡融合的城乡关系变迁，其政策内核一脉相承，也反映出党和国家对乡村发展重视程度的不断提升，对城乡关系和城乡发展的顶层设计不断调整和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共发布与“三农”相关的中央一号文件20个，其中1982年至1986年的***号文件延续城市问题和“三农”问题分开解决思路。从2004年起，连续十五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关注重点都是“三农”问题。其中，2006年主要聚焦“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10年主要关注“统筹城乡发展”，2018年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对城乡关系的认识由“城乡统筹”迈向“城乡融合”，从“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向乡村全面振兴转变。
2.新时期乡村振兴对职业教育的需求
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职业教育支持。一是促进农业科技的发展。职业教育可承载农业科技研发和应用的功能，提升农业科技研发水平和成果转化能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二是培育新型职业农民。职业教育可协助建立职业农民制度，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加快实现“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产业布局。通过发展规模经营，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从根本上打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改变以工统农、以城统乡的现状，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三是推进乡村治理。职业教育可搭建平台，培养大量面向“三农”的职业人才，推动乡村基础设施布局、生态环境保护、乡土文化保护和传承、乡村社区建设等，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实现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
推进新型城镇化需要职业教育支持。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经验表明，当城镇化发展进入到较高阶段，农村人口显著减少，城市反哺农村的能力进一步提升，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得到完善，城乡融合发展才能得到实质进展。我国目前尚处于减少农村人口以实现乡村振兴的阶段，因此，推进新型城镇化也即意味着推进乡村振兴。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职业教育的作用体现如下。一是有利于城乡人口要素流动。由于进城门槛高，大量农村转移劳动力成为“夹心层”，既融不进城市，也回不去乡村，成为困扰城镇化进程的一大社会问题。职业教育通过组织学历教育、技能培训和实践锻炼等多种方式，提升农村劳动力素质，可促进城乡人口流动。二是有利于减轻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压力。随着我国产业进一步转型升级，劳动力市场需求变化明显，类似“技工荒”的劳动力结构性短缺时常出现。职业教育通过培养和培训特定领域的技术技能型人才，有利于缓解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压力。三是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职业教育通过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文化程度和综合素质，稳定其在城市的就业，增加工资收入，从而有望促使他们逐步融入城市生活。随着农村转移劳动力市民化的推进，社会中间阶层不断扩大，有利于缓解转型时期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维护社会稳定。
3.职业教育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契合点
城乡融合可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经济发展水平的融合。要求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农民增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与城市的差距进一步缩小。第二层次是公共服务体系的融合。包括基础设施、治理体系等进一步向城市看齐，农民的生活质量大幅提升。第三层次是观念素质的融合。要求农民具备一定的技能，定期接受培训，具备先进意识，观念素质与城市居民差距缩小，成为具有一定流动能力的现代农民。
在第一层次的融合中，职业教育可以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推动经济发展服务城乡融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卢卡斯和罗默尔为代表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以人力资本为核心，并将其作为内生变量建立了经济增长模型，证实了具有专业技能的高素质人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持久动力。“人口红利”的释放曾推动我国经济创造奇迹，但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以数量取胜的“人口红利”亟须转变为重视人力资本的“二次人口红利”，以继续助推经济社会发展。职业教育可通过提升人力资本，释放“二次人口红利”，进而推动影响经济发展水平的城乡融合进一步加深。
在第二层次的融合中，职业教育可通过促进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来服务城乡融合。城乡融合的前提是城乡等值，着力点应是提升农村的公共品服务。[4]德国的城乡等值战略、美国的大学镇、公司镇模式成为发达国家较成功的城乡融合模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乡提供的公共产品服务差别不大。[5]教育是最重要的公共服务之一，可通过“农科教”结合和农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三教统筹”等方式推进农业农村的现代化进程。[6]
在第三层次的融合中，职业教育可通过提升农村群体的观念素质来服务城乡融合。社会学家孙立平认为，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分为两种，一种是行政主导型二元结构，一种是市场主导型二元结构。后者是以城市对农村依赖性丧失为基础的二元结构，造成的城乡断裂更为严重。[7]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变城乡断裂为城乡融合，除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以外，观念意识的融合也很重要。职业教育可通过促成文化繁荣和价值观念进步，实现劳动者知识更新与技能形成，推动乡村经济社会的全面振兴。[8]
二、城乡二元思维下职业教育定位的问题审视
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带来的城乡二元发展思维映射到教育领域，导致部分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定位、功能定位和目标定位与城乡融合发展不相适应，产生一系列矛盾与问题，不利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一)“城市中心取向”的发展定位与农村职业教育需求的矛盾
“城市中心取向”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优先发展城市的职业教育，二是面向城市发展职业教育。这种取向导致农村职业教育需求未能得到相应满足，“城乡职业教育二元分割现象严重”。[9]追本溯源，部分地区职业教育的“城市中心取向”源于传统城镇化的城市优先发展模式，而城市优先发展模式又与普遍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分不开。从世界范围来看，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由于居民收入、政府投入和福利保障等方面的城乡二元性差异明显，[10]在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城市和农村的发展差距日益拉大。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可知，经过早期的廉价劳动力对现代部门无限供给的阶段之后，劳动力进入现代工业部门，资本开始进入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逐渐上升，在跃过“刘易斯拐点”之后，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成，人口红利消失。[11]针对我国出现的劳动力结构性短缺问题，不管“刘易斯拐点”是否真正到来，当务之急一方面是大力提升剩余劳动力融入城镇化的质量，另一方面是加大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全面投入，逐步消解二元经济结构，推动乡村社会的全面振兴，加快城乡一体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的进程。由于长期存在的城市中心取向和受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影响，我国农村现代化的现状和发展目标仍存在较大差距，[12]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教育需求未能有效满足。
(二)“服务发达地区”的功能定位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矛盾
部分地区职业教育“服务发达地区”功能定位的形成与我国职业教育和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密切相关。回顾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职业技术学校数量较少，国家实行统一财政制度，各地职业教育支出按统一的财政支出标准核算，职业教育的区域发展差异较小。改革开放后，由于财政的分权管理，地方对职业教育的投资具有了自主权，各地职业教育发展的差距开始出现并逐渐拉大。在东部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职业教育的经费普遍较为充足，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迅速，高等职业教育各具特色，职业教育与地方经济发展的结合度较好。而在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和贫困地区，县设职业高中和中专技校的办学举步维艰，职业教育非均衡发展的问题日益凸显，其深层原因就在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长期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基础较好，形成了较大规模经济，产生了一定的聚集效应，因此在吸引投资和就业方面具有较大优势，同时也使其区域经济增长更具后劲。而中西部等相对落后的地区则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处于不利位置。由于经济发达地区就业优势明显，部分中西部地区的职业院校迫于就业压力，在专业开设、课程设置、人才培养规模和层次等方面均以发达地区的需求为导向，实际发挥着为发达地区输送人才的职能，未能与区域经济的发展有效结合。这种忽视区域经济支撑的功能定位给职业教育的良性运行带来障碍：职业教育的发展未能扎根地方经济发展的土壤，后续发展乏力；地方经济发展未能得到职业教育的人才支撑，地方政府和社会支持职业教育发展的兴致不高。
(三)“就业率导向”的目标定位与职业人才的可持续发展需求的矛盾
职业教育的就业导向是国家为缓解严峻的就业形势和纠正将“升学”作为办学目标倾向而提出的一种政策导向，自推出以来，在优化资源配置、突出办学特色、拓宽就业渠道、缓解就业压力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政策缺陷、认识偏差和执行失真等原因，职业教育的就业导向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异化现象，[13]在部分职业院校，“就业导向”异化成了“就业率导向”，具体表现如下。第一，将课程内容固化为企业需求。为提高对口就业率，部分职业院校片面将企业需求作为选择课程内容的依据和标准，既未遵循教育教学的规律，也未遵循职业能力的形成规律。[14]第二，将培养目标窄化为岗位就业能力。部分职业院校将学生的岗位就业能力作为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强调培养学生胜任某一工作岗位所需的知识和技能，片面关注学生的初次就业，未能从学生职业生涯发展的角度确定培养目标。第三，将教育质量异化为就业率数据。在评价导向和价值取向上，将就业率作为评价职业院校教育质量的核心目标，导致职业院校花费较多精力提升就业数据，未能潜心规划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综合素质提升。久之，受教育者逐步沦为从属于技术的“工具”，成为赫伯特·马尔库塞所说的“单向度的人”，丧失了否定、批判和超越的能力，不再有能力去追求和想象与现实生活不同的另一种生活。[15]
三、职业教育服务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
职业教育主要通过影响人来服务城乡融合。英格尔斯等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人的现代化理论，认为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前提，从12个方面论述了现代人的特征，要求现代人必须具备特定的心理、思想、态度、观念和习惯等。[16]乡村振兴战略下人的现代化的实现，需要职业教育开展合理布局、发展规划和全面统筹。围绕人的发展，针对职业教育定位存在的问题，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和城乡融合发展对职业教育的需求，提出以下路径。
(一)以机构布局为重点，增强职业教育培训的城乡融合
在现阶段，县域是职业教育受众群体的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区域。通过县域统筹，可有效发挥政府的导向作用，统筹规划，合理布局，逐步建立城乡融合发展的职业教育公共服务体系。
一是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布局统筹。现阶段县域内的职业学校主要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职业培训机构主要是县级职业教育中心，且大都位于县城中。乡镇和村级缺乏认可度高的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农民就近培训的需求未能有效满足。因此，在机构布局上，应完善村级和乡镇一级的职业教育培训机构的设点布局，充分发挥职业学校和县级职业教育中心的辐射、引领作用，构建村、乡镇、县三级完善的职业教育培训网络，尽可能满足农村群体的职业教育和培训需求。
二是职业培训的组织管理统筹。首先，要明确职业培训的监督、管理主体是教育行政部门还是劳动保障部门，在县域范围内杜绝多头领导和重复培训，保证职业培训的规划性、系统性、针对性和实效性。其次，村、乡镇、县级职业教育培训机构的设置，要在县域范围内统筹师资配备、培训内容、培训方式和培训反馈，针对不同地域的实际情况，结合农村群体的现实需求设计合理的职业教育培训包，并注重培训的梯度性和差异性，重视整体设计和协调。最后，要注重职业培训效果的评价和反馈，避免低效和无效培训。政府部门充分发挥“裁判”作用，对系统内组织的培训严格管理，实行考核。加强对服务外包培训项目的监管，以培训效果作为聘请社会组织开展培训的依据，以此形成竞争氛围，提高培训组织和管理水平。
三是职业教育和培训的经费投入统筹。首先是建立县域统筹的人力资本投入成本分担机制。农村群体可依据菜单式的培训项目，选择自身亟需的项目参加培训，培训所需经费可分为不同类别和层次。普及型的职业培训由政府出资，农民免费参与；推广型的培训项目主要由政府出资，农民只需承担少部分的培训经费；高端型的培训项目由农民自愿选择，自费参加。其次是要合理分配县域内普通教育投入和职业教育投入比例，不能顾此失彼和厚此薄彼，应根据县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权衡和统筹。最后是在政府购买职业教育服务上，要舍得投入，要让民办机构和组织“有利可图”，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职业教育和培训的积极性。
(二)以分类施训为抓手，促进职业教育对象的城乡融合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要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作为职业教育对象的农村群体，主要包括四种类型。第一类是转移农民，也叫农村转移劳动力，是指从农村转移至城镇地区，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群体。第二类是留守农民，包括两种类型，一是留守在农村，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二是生活在农村，但从事的产业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这类农民主要依托农村的企业而实现职业转换。第三类是失地农民，是指城镇近郊的农民，因为土地、房屋被征收而脱离农业生产的这部分人群。第四类是职业农民，是指具备一定现代农业知识，具有一定资本积累，有志从事农业产业化投资、开发的人群。这四类农民，由于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不同，导致对职业教育的需求不同。针对不同群体的不同诉求，提供不同类型和层次的职业教育，开展职业培训的规划、设计、实施、监督和反馈工作，是充分释放职业教育效能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和保障。
对农民群体进行类型划分，有利于进一步分析职业教育促进地方经济的方式和途径。职业教育主要通过提高人才素质和优化人才结构来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对经济的影响不容小觑。对转移农民而言，由于我国的城镇化主要是以发展中小城镇为主的城镇化，因此，促进转移农民在当地城镇就业，服务当地经济，进而融入当地城镇生活，将是职业教育的重要功能之一。在我国，县域内的企业多以中小企业为主，职业教育一方面可通过各种形式的农民工培训，使其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和技能，从而能获得一份与异地就业相差不大的薪酬，促进本地就业，实现当地融合。另一方面，职业学校与企业联合培养的高端技术人才以及农民工中具有高端培训需求的人群，通过系统的培训获得当地市场紧缺的技术技能，这两种人才服务当地企业，可引领企业的技术革新和产业转型升级，从而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对留守农民而言，职业教育和培训应立足于使其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环境，干好农村主业，发展农村副业，开阔眼界，掌握现代农业知识，从而增加务农收入，改善生活质量。对失地农民而言，应着眼于使其具备再就业和创业的基本素质，完成向城镇新居民或现代职业农民的转化。对有志以农民作为职业，发展规模农业经济的职业农民而言，应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使其具备一定的经营、管理知识，开阔眼界，拓展思维，结合地区优势，创新开展农业产业化经营。
(三)以终身发展为旨归，推动职业教育体系的城乡融合
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狭义的职业教育定义逐渐淡出，职业教育的范畴不断拓展。在乡村振兴战略下构建有利于城乡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需打破在学历系统内开展建设的线性思维，充分结合职业教育特点，在“大职教观”统领下，针对特定人群，构建符合需求、层次分明、特色鲜明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这里的“职业教育体系”指的是以农村作为主阵地，针对不同农村群体的需求，构建职业教育培训的设计、组织、实施和评价的体系，使离农进城的农民能顺利融入城镇生活，使选择留守和建设农村的农民能提升素质，提高生活品质，逐步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从横向上而言，要实现职业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相结合，同时以职业培训为重点。在职业学校教育方面，专业的开设要适应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突出特色，既注重就业，又注重与高一级别院校专业的衔接。同时，对于已进入社会，但有进一步深造意愿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院校要建立相应的工作经历认证机制和职业培训学分转换机制，使农村群体在面临升学问题时无需“从头再来”。在职业培训方面，要体现出层次性和系统性。面对不同类型、不同年龄层次、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农村群体，职业培训要针对不同需求，按需施训，体现职业培训的层次性。同时，要从现代公民的终身发展着眼，从长远进行战略规划，体现职业培训的系统性。要针对县域内转移农民、留守农民、失地农民和职业农民，调查各类群体的数量，了解不同群体的需求，根据不同类型人才培养规律，在县域范围内统一规划、系统组织、划分层次，按照统一安排与自愿选择相结合的原则，设计普及型、推广型和高端型职业培训课程包，构建不同类型农民群体职业培训的完整体系。
从纵向上而言，面对农村群体特别是新生代农村群体回归职业学校教育的需求，职业教育要搭建平台，清除障碍，构建有利于社会流动的职业教育体系。在制度的约束下，保证受教育者在职业学校教育和社会就业之间进出自由，满足不同受教育群体的多样化需求，为实现终身发展服务。首先，要建立职业培训证书与职业学校课程学分的转换制度，使具有相关职业培训证书的农村群体能免修相应课程。其次，针对不同职业的从业经历，制定相应的学分认证制度，使农村群体的工作经验能成为可评估、可量化的“财富”。再次，面对部分农村群体从职业教育转换到普通教育体系的需求，应构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沟通和衔接的桥梁，使这部分群体能顺利完成转换。最后，针对现代职业农民的培训和深造需求，应在职业教育体系的中职和高职阶段，设置相关专业，培养普通应用型人才。同时，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适当培养面向农业产业化开发的，具有较高经营、管理知识和技能的专业硕士和博士，完成面向农业的职业经理人人才储备，为乡村振兴提供高端技术技能人才支撑。
四、职业教育服务城乡融合发展的保障
为充分释放职业教育服务城乡融合发展的功能，需要处理好“县域”和“他域”、“职教”和“普教”、投入和回报以及效率和公平等四个关系，在地域延展、内部发展、投入回报和价值取向等方面给予保障。
(一)“县域”和“他域”要相互沟通
这里的“他域”指的是市域和省域。一方面，省、市级政府要统筹职业教育资源，实现资源共享。“县域统筹”职业教育有利于职业教育和培训在县域范围内实现统筹安排、实施和反馈，但由于县域内一般只设中等职业学校，企业的规模也较小，因此，必须与市域和省域职业教育系统保持良好沟通，使职业教育在县域内盘活，并向县域外延伸，使整个职业教育系统保持开放和衔接，保障农村群体终身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在经费投入上，在保证国家投入的基础上，省、市、县级政府要建立经费投入联动机制，保证职业教育的整体投入。长期以来，我国实行“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事实证明，“以县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有利于在县域内统筹教育事业的发展，但由于我国县域经济的地域差异较大，这就导致富县办富教育、穷县办穷教育的问题。为避免县域统筹的职业教育出现类似问题，在保证国家投入的基础上，有必要建立省、市、县职业教育投入的分担和联动机制。
(二)“职教”和“普教”要渗透融合
一方面，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都是面向公民的教育，都应关注受教育者综合素质的提升。职业教育不应只是传授技能，还应渗透公民教育，培养有理想、有担当、有社会责任感的社会公民。同样，普通教育也不能与职业教育截然分开。普通教育的课程设计和教学组织实施中也需要渗透职业教育，使受教育者在潜移默化中养成基本的职业素养。另一方面，在县域范围内，学校领域的职业教育一般只限于中等职业教育，因此有必要加强更高层次的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沟通与联系。通过相关的制度设计，使不同类型的农村群体可根据自身的特定需求自由选择由职业教育体系进入普通教育体系或者由普通教育体系进入职业教育体系的时间和阶段，充分满足不同群体的个性化需求。
(三)投入和回报要收益明显
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村群体，在面对职业教育和培训时，会通过计算投入产出比来决定是否参加或在多大程度上参与。因此，作为职业教育的办学主体，一方面要考虑优化课程设置、培训和教学的组织和管理等，使受教育群体能扎实掌握职业技术和技能。另一方面，需要通过制度设计使参加职业培训的农村群体，在就业机会的获得、薪酬待遇、晋升空间等方面，比未参加培训的群体具有明显的优势。这就要求进一步完善职业资格准入制度、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学分认证和转换制度等。只有使农村群体能得到实实在在的收益，职业培训才能真正成为人力资本投入，也才能真正提高农村群体的参与积极性
(四)效率和公平要动态平衡
就职业教育而言，建立在工具理性和效率基础上的经济发展取向和建立在公平、正义基础上的社会发展取向成为摆在职业教育政策制定者面前的两种取向。如何将人的终身发展价值、标准与劳动力市场及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进行整合，将成为职业教育政策制定的重要任务。如单纯从经济学成本效益视角考察职业教育问题，很容易忽略职业教育促进公平的社会功能。某些看起来经济效益欠佳的职业教育项目，却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17]因此有必要统筹职业教育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在动态发展中兼顾效率和公平，共同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
注释：
①本文的“职业教育”是广义的职业教育，包含三层特定含义，一是面向乡村的职业教育，二是面向农村群体的职业教育，三是县域内的职业教育。为避免混淆，本文未使用“农村职业教育”简单替代“职业教育”。
参考文献：
[1]刘合光.激活参与主体积极性，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J].农业经济问题，2018，(1)：14-20.
[2]蒋伟涛.重识乡土中国[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4.
[3][6]葛新斌.乡村振兴战略：农村教育究竟能做些什么？[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86-87.
[4]Philip Shapira,Nancey Leigh-Preston.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Western United States:Emerging Conflicts and Planning Issues[J].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and Planning Research,1984,(1):37-55.
[5]郑风田.大学镇、公司镇和城乡等值战略——美国、德国城乡融合发展的模式与经验[N].北京日报，2018-07-09(14).
[7]孙立平.重建社会——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267-268.
[8]杜育红，杨小敏.乡村振兴：作为战略支撑的乡村教育及其发展路径[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76-81，192.
[9]邬志辉.中国农村职业教育的战略转型[J].社会科学战线，2012，(5)：194-199.
[10]姜太碧.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改造[J].改革与战略，2008，(11)：7-10.
[11]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施炜，谢兵，苏玉宏，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156-163.
[12]丁继安.我国地市高等职业教育面向农村现代化的功能定位与实现策略[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3，(12)：101-105.
[13]李雪梅.高等职业教育就业导向的异化与矫正[J].高等教育研究，2013，(10)：52-56.
[14]徐涵.就业导向的职业教育反思[J].教育与职业，2006，(15)：5-8.
[15]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2.
[16]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心理·思想·态度·行为[M].殷陆君，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22-36.